11月28日，忽必烈决定撤军。从牛头山出发后，他发表声明，留下将军和其他英俊的军队继续围攻湖北。在开庆元年（公元1259年）的11月初一，他还驻扎在青山集。第二天，忽必烈派张文谦到长江岸边，六天后撤离鄂州；他带领军队北回，开始争夺蒙古的历史地位。
鄂州之战的结束，使南宋摆脱了一场近似亡国的危机。贾似道班师作为总指挥回朝，只字不提，上表称“诸路大捷，鄂围始解，江汉肃清。宗社危而复安，万世无疆之休！宋立宗亲自在临安城外等待迎接，“依文彦博的故事，郊劳于城外”，“择日对御赐宴”，称赞贾似道“绝望，我民赖之而生，王室有同于再造。下诏加其少傅，卫国公衔，可谓隆恩浩荡。从此，贾似道走上了南宋末位权臣的道路。参加鄂州之战的将军们也有自己的奖励。吕文德还带领贵州路策应使，给了数百万；守护鄂州的高达被提升为湖北安抚副使、知江陵府，并给了50万元；守护潭州的向士壁迁兵部侍郎；刘整升任命泸州和潼川安抚副使。
历史认识
关于贾似道是否提出了这样的议和条件，自宋朝以来的历史文献，说贾似道首先准备补偿蒙古土地，但突然赶上忽必烈撤军，所以他抓住机会对宋理宗撒谎，不承认承诺蒙古土地补偿。后来为了掩饰这一罪行，贾似道还故意扣留蒙古使者郝经，不让他与宋理宗见面。例如，《中国历史纲要》中说：“南宋的权臣贾似乎带领各种重兵救援鄂州，但他秘密地向蒙古军队求和，愿意向蒙古称臣纳币，双方划江为界。”
学者屈超立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，指出：“鄂州之战时，宋蒙就议和进行使节接触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蒙古方称贾似道提出以称臣、“割江雁界，年奉银、丝二十万”的条件退役，却颇为值得怀疑。并进一步否认存在所谓的“鄂州之和”，他认为这是忽必烈的策略。一是以此为攻宋翻旧帐， 寻找真相，制造舆论；第二，可以看作是蒙古元的离间之计，混淆事实，制造宋廷内部的混乱；第三，蒙古军全力攻打鄂州，却失败了。毕竟，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。如果把退役的原因说成南宋妥协投降，就可以为失败的蒙古军开脱。
可以想象，假设贾似道真的为蒙古提供了如此优惠的条件，那么蒙古应该在撤军后被派去要求兑现，或者将来入侵宋朝时可以大肆渲染，但这种记录在历史书上是看不到的。如果贾似道隐瞒了真相，那么南宋没有记录是可以理解的，蒙古也没有记录是不合理的。此外，当时贾似道只是宋军的前敌教练，也不是后来一手遮天的权臣。割地、赔钱、称臣等重大事件必须向宋理宗请示。秦桧在权势熏天时，主持绍兴和议仍依靠宋高宗为主；更何况此时贾似道呢？而且，忽必烈作为一个有政治手腕的人，会和无权做主的敌方大臣达成和议吗？
这里提出了一种观点:真实的历史情况应该是“鄂州议和”，但没有“鄂州议和”。鉴于双方力量达到平衡，贾似道派使劝说蒙古退兵。宋朝一直有讨论和传统。贾似道象征性地提出，岁币只是权宜之计，但所谓划江称臣并不存在。这不仅是贾似道不敢做的，也是他根本做不到的。有人可能会想:贾似道为什么不乘胜追求？这种想法颇有纸上谈兵、强古人所难的味道。鄂州之战只是守城战，宋军一直在战斗前后苦苦支撑，从未占据上风。防御仍然困难，恐怕没有机会追求野战。
抛开贾似道执政后期的过错，他在鄂州之战中的功劳是不可抹去的。作为当代宰相，率军入援硝烟弥漫的鄂州城，亲临战斗一线指挥作战，历史上有多少人能做到？文天祥，一位民族英雄，晚年被关押在大都(今北京)时，曾评价贾似道“何勇也没有鄂渚之战，鲁港之逃何衰也”，客观地指出了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的勇敢表现。然而，宋廷在鄂州之战后过分抬高贾似道，使他产生了飘飘的心态，从此将身上官二代的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后人之所以认定贾似道在鄂州有卖国行为，是因为贾似道的名声太臭了。此外，贾似道在南宋晚年实施了“公田法”、“计划法”等改革，侵犯了大量士绅和官僚的既得利益。这些人投降元朝后，在写的笔记小说中使用了春秋笔法。君子高大全，奸夫小人一无是处。贾似道是典型的奸臣，绝不能立功，只能卖国。然而，在南宋末年贾似道倒台后，一些有识之士如黄震说：“方贾似道急之际，尝尝协议和。已经来鄂州与共守战，尝获胜，元兵解去，然后掩盖和议不言而喻的再造之功。宋元间隙的郑思肖是一个民族气节强烈的人。他还认为贾似道是“危险的许岁币”，而蒙古则“以许岁币为诚语”，“派郝经入使索其物”。他们都不认为鄂州议和是一种错误甚至投降的行为，而是贾似道为促进忽必烈退役和争取时间而采取的权宜之针。同时，他还批评了事后向朝廷隐瞒真相、扣留使节的错误行为，这是公平的。
1274年战争始末
元至元十一年(南宋咸淳十年，1274年)，元军突破鄂州(今武汉武昌)地区江防，击败宋军渡江进攻战。
到元十年，元军攻占襄阳、樊城(今湖北襄樊)后，元世祖突必烈命荆湖行省左丞相伯颜率水、步、骑军20万，分兵三路攻宋。伯颜居中路，主力沿汉水南进。次年九月，伯颜军前往营州(今钟祥)，绕过宋将张世杰部的拦截，南下攻打复州(今仙桃市绵阳)等地。11月23日至蔡店(今武汉汉阳西)，逼汉阳。宋命淮西安抚制度使夏贵率战舰万艘，控制长江要口；权知汉阳军王仪守汉阳；权知鄂州张晏然守鄂 州；都统王达守阳逻堡(今武汉东)；京湖、四川宣抚使朱祭孙率领游击军巡江策应。25日，伯颜见宋军战舰密布，遏制入江通道，随后采纳部建议将沙芜口(今武汉汉口东北)入长江。由于夏贵已在沙芜口布兵设防，伯颜便以部分兵力假装袭击汉阳，声称取汉阳渡江，诱使夏贵调水军前往援助。12月初四，元军乘缝占领汉口，随后派兵攻占沙芜口；汉口北部凿开汉水堤坝，引战舰入沦河，转沙芜口入河，将全部兵力屯在江北岸。夏贵见势迅速，水军主力增援阳逻堡，试图阻止元军东下。11日，伯颜督军进围阳逻堡，连攻三天未下。13日晚，命右城阿里海牙继续以兵力攻城，牵制宋军；平章阿术率领骑兵3000人，利用雪夜乘船追溯江西40英里，停泊在青山集(今武汉东北长江南岸)对岸，计划从防御薄弱的地方乘虚渡河。第二天早上，阿术派前军渡过中流，被宋水军拦截，伤亡300余人；然后他带领后军继到，击败了宋都统程鹏飞率领的水军，获得了1000多艘船，并立即架起浮桥，以确保大军渡河。伯颜闻讯，督军急攻阳逻堡。夏贵闻元军已渡江，率战舰300艘东逃，余舰大溃。元军乘势拔阳逻堡，大部分王达和守城士兵战死。朱孙率部返回江陵(今湖北荆沙)，鄂州江防至此瓦解。元军包围鄂州，焚宋战舰3000艘，切断汉阳与鄂州的联系，两城接连请降。伯颜留兵4万驻鄂州，继率主力沿江东进。